​十月革命的具体历史意义究竟为何

十月革命的具体历史意义究竟为何

“ 我们一谈到“工人监督”，总是把这个口号和无产阶级专政放在一起，总是跟着无产阶级专政提出的，以此说明我们谈的是什么样的国家。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哪个阶级的统治呢？

如果是资产阶级的统治，那就是立宪民主党人—科尔尼洛夫—“克伦斯基的”国家，俄国工人群众在它的统治下“遭受科尔尼洛夫和克伦斯基的折磨”已经有半年多了。如果是无产阶级的统治，如果谈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即无产阶级专政，那么工人监督就可以成为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无处不在、最精确、最认真的计算。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面临的主要的困难，主要任务。没有苏维埃，这个任务至少在俄国是解决不了的。苏维埃正在筹划无产阶级的这种可以解决具有重大世界历史意义的任务的组织工作。

……

问题的“关键”甚至不在于没收资本家的财产，而在于对资本家及其可能有的拥护者实行全民的包罗万象的工人监督。单靠没收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其中并不包含组织要素和计算正确分配的要素。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用征收公正的捐税（甚至按“盛加略夫的”税率）的办法来代替没收，不过需要排除一切逃避公开账目、隐瞒真相、回避法律的可能性。而可以排除这种可能性的只有工人国家的工人监督。”

——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

谈及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国有化”、“人民当家作主”成了历史课老师和“成年历史爱好者”通常论证这种属性的“历史依据”。今天我将“万恶教条主义地”讲讲这两个观点为什么和马克思以及后来他的理论性支持者们的社会学理论完全相反的原因。

在我开头用括号引用的那段列宁于1917年下半年写的文章里面，列宁明确阐述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真正命脉，或者说推翻资产阶级社会进行的所有制结构变革最主要的任务，是工！人！监！督！

要剥夺资本（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资本的定义不是生产资料，而是可以“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换句话说，是具有寄生增殖性的一种商品交换价值）力量掌握的生产资料，这个过程，若没有雇佣劳动阶级自发或者被引导组织起来对企业“商业秘密”和财务信息、其他生产力要素组合规划进行讨论、提议、决策、监督有关行动落实，就不能保证实行剥夺的“无产阶级利益代理人”或者是“人民意志的代表”不会成为新的资产阶级，来对原先的无产阶级人口再次进行纯粹的雇佣奴役。

这样一来，对老资产阶级的剥夺无非和历史上新旧封建王朝的更替一样，劳动阶级不是得到了翻身，而仅仅是换了新的压迫他们的统治集团。

在这不得不提一下苏维埃本身到底是什么。

首先，有必要指出苏维埃在俄国20世纪初的1905革命和1917革命期间，其全称是“工人、士兵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或者更加严格地说是“工人、士兵和佃农与贫农代表苏维埃”。

苏维埃的选举单位和基层组织细胞首先不是根据地域划分的，而是根据生产单位划分的，在苏维埃最早出现的时候，她首先是俄国产业工人组织罢工的行动团体。在生产单位设立苏维埃有助于劳动者集会协商，并且对生产单位的经营状况进行最直观的监察。

后面，反对为各国垄断资本家瓜分世界市场卖命的俄国士兵为了抵制坚持进行世界大战的指挥官、并支持家中的工人或者贫穷自耕农与佃农亲人从剥削阶级手中抢夺生产资料与生产场所的管理权，他们也参与到了组织自己的委员会的行动中。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劳动阶级自组织，当这样的组织掌握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权力后，作为新国家机器的他们所进行的国有化和其他产权结构的改变，才是当年马克思主义革命者所说的无产阶级革命于经济基础领域的体现。

否则，由资产阶级的代理政客，甚至本身就是资本所有者的政客所进行的国有化，与改造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无产阶级革命”毫无关系。这点，恩格斯曾经早就明确指出过了：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作用力，要求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压力，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是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使大量生产资料不得不采取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

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一开始规模就很大，它们，例如铁路，排斥任何其他的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不得不（注：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

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某些奴才气，无条件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么拿破仑和梅特涅也应该算入社会主义创始人之列了。

比利时国家出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己修建国家的铁路干线，俾斯麦并非考虑经济上的必要，而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更好地适用于战时，只是为了把铁路官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

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海外贸易公司是1772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部门经纪人的作用。1904年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628、752。）、皇家陶瓷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越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越是剥削更多的公民。”

——恩格斯的《反杜林论》

1917年11—12月，在最重要工业中心的多数大、中企业中，设立了工人监督。监督的范围,包括企业生产、产品和原料的购销、贮存以及财务活动。取消了商业秘密，工人组织有权监督企业一切业务信函和帐目。企业所有者必须执行工人监督机关的决议。工人监督生产须经选举的工人组织实施，其成员包括职员和工程技术人员的代表。在工业和行政中心，设立了工人监督地方委员会。它们统一为全俄工人监督委员会。

但是，资产阶级阻挠国家逐渐控制工业。它对工人监督极端仇视，资本家借口原料和燃料不足,关闭了工厂,他们以种种借口企图停止对企业的投资,并匆忙到银行里变换成活期存款。例如，在国有化时利基纺织厂只有现金41卢布，而罗斯托金颜料设备厂的现金只有10戈比。凶狠的资本家一刻钟也没有停止过破坏，他们纵火焚烧莫斯科军火工厂和莫斯科其他许多纺织厂。

工人监督机构依靠苏维埃国家的支持，开始为拯救俄国的工业进行顽强的斗争。抵制苏维埃政权措施的许多企业所有者,被工人监督委员会停止了其管理职务。例如在哈尔科夫南俄股份公司糖果厂、彼得格勒最大的冶金厂、《阿依瓦斯》机器制造厂和其他许多企业中，都有类似情况发生。这样的企业完全由工人监督机构行使行政权力和职能。工人监督为苏维埃经济机关锻炼了干部，奠定了全国核算和有计划调节国民经济的组织基础，帮助国家了解对某种商品的需求，大企业的要求和需要，现有燃料和原料资源、设备状况。

通过以上内容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国有化”和“人民当家作主”这些概念拿来总结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是有多么荒唐。

没有劳动者在自己同事最容易集合、相互联系的工作场所组织起来的委员会成为国家机器，在自己的阶级敌人拥有国家机器，亦或是说剥削阶级在国家决策中占有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这时候所进行的国有化和一般私人资本所有制并没有最本质的区别，劳动者依旧只是服从剥削阶级的经济指挥秩序，这种国有化对于要实现雇佣劳动阶级掌握国家机器的无产阶级革命本身来说自然而然是毫无意义的。

“人民当家作主”的这种概括更是对俄国十月革命迫切解决的主要矛盾——阶级矛盾视而不见。阶级差别是生产关系中支配和被支配、生产资料占有多寡亦或是生产资料占有与否的人群的差别，这种差别导致的对抗性矛盾——经营过程的劳动大众主权化与否，就不是“人民”这个抽象概念所能表述的了。

然而，这是否说俄国十月革命就使得俄国正式建立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呢？并不是，俄国十月革命实现的还只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1917年4月份写的《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就强调过，“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 对所有银行、工厂、运输设施和对外贸易的全盘国有化也是十月革命后对付剥削阶级的内战威胁采取的战时政策了，并且这些也还不是意味着进入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更多内容我们下期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