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揭秘】山东省嘉祥县:“梁宝寺”历史变迁考

【历史揭秘】山东省嘉祥县:“梁宝寺”历史变迁考

“梁宝寺”历史变迁考

/曹福臣

“梁宝寺”本为嘉祥县北部的一座古寺，新中国成立前，隶属汶上县，建寺距今七百余年。其寺名载于明代万历年的《汶上县志》、《兖州府志》。因该寺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研究它的历史，対于了解本地居民家族迁徙、历史、政治、经济状况、地理环境、行政区划变迁大有裨益。我们不揣昧陋，将掌握的文献资料整理成文，并附个人浅识，呈于大家一窥。

一、“康熙碑”碑文

“梁宝寺”遗址位于现梁宝寺镇驻地曹家庄以南、梁宝寺村以西、侯庄村以东的三村之间，占地约四亩。原主体建筑有大雄宝殿、千佛阁（大悲阁）、关圣殿、地藏殿、土地祠，以及前仪门、会首房、僧人房、戏楼等房舍三十余间。现地上古建筑已荡然无存，遗址辟为梁宝寺镇中心幼儿园。

最近，遗迹之下的几块古碑出土，被当地有识之士妥善保存。这次出土的古碑共四块：即“康熙三十一年壬申碑”“乾隆二十二年丁丑碑”“嘉庆四年已未碑”“中华民国七年碑”。其中“康熙碑”历史价值较高，信息含量丰富。碑文虽因年久磨损严重，但仔细辨认，仍可通读全文，其碑文如下：

重修圆明寺碑记

邑人皆闻汶南旧有圆明寺，建于元成于明，址在梁宝村北二里许，被水淹没后，迁于梁宝村中，俗呼为梁宝寺。此间，XXX、XXX、XXX，侯廷仁等起而补茸之，并立碑记之，谓非末举也。历明及清百余载，墙脱神残，信众目睹心恻，遂于康熙四年己乙，或结社，或输货，重修其殿，造塑佛像，且于寺后创建千佛阁一座，克期告成，乃神助岂凡力耶！今余勒石记其事，勿忘前绩。

进士出身文林郎知县梁心恒撰文

本邑 XXXXX蕉沫书丹

康熙三十一年岁次壬申立

以上文字，使我们对“梁宝寺”的历史变迁有了大致了解，留下了许多研究空间。为此，我们结合官方、民间有关史料，与该碑文相互参照、佐证，让碑文所涉及的重要事件更加详实、完善。

二、寺名的由来

从碑文中可以看出“梁宝寺”一名，并非该寺的原名，而是由于在历史上遭受了洪水淹没，向南迁移二里许至梁宝村旁，人们对它的“俗称”，“圆明寺”才是它的原称。

关于“圆明寺”原称的由来，我们同意其他同仁关于“因建寺时跨两朝而名之”的说法。“康熙碑”言“建于元成于明”，“乾隆碑”言“该寺创于元至正间”，“嘉庆碑”亦言“我邑圆明寺，创于元成于明”，综合之意即为“元明寺”。因该寺在元朝末期的至正年间开始营建，至明洪武初年建成，人们为纪念在这特殊时期建成的佛教圣地，故而取名“元明寺”。那么为什么“元明寺”又变成了“圆明寺”了呢？

我们认为，该寺建成于明朝初期，政治气氛处于高压状态，在寺名前冠以“元”字，恐涉对推翻前朝的怀旧之嫌，故而以“圆”代替“元”，“元明寺”也就改称为“圆明寺”了。

虽然“梁宝寺”是该寺的俗称，其名字也具有同样的来由历程。这首先要从“梁宝村”说起。查阅《梁氏族谱》，原居住于汶上县梁家桥（刘许村附近）的梁保、梁恕两兄弟，于明朝永乐末年移民至现址，随着族众繁衍，已具备了以族立村条件，便以迁来该地的始祖兄长之名，取名为“梁保村”。“保”“宝”同音，“宝”字又兼有“珍贵、尊雅＂之意，人们在书写村名时常以“宝”代“保”，随着时光的推移，大家便习以为常把“梁保村”衍化成“梁宝村”了。再加上“圆明寺”迁到村侧后，“宝”字更能代表当地信众的心灵期盼，“梁宝寺”的称呼便迅速在当地传播开来。

其实，“梁宝寺”寺名的来历还有很多说法。不过，我们认为其它说法未免牵强，只有上述说法更合情理。可以这样认为“梁宝寺”是对“圆明寺”南移后地理位置的表述，“圆明寺”是“梁宝寺”的前身和始源。这次出土的四块古碑，都以《重修圆明寺碑记》为题，足见前人对历史的珍视和尊重。

三、古寺与古村

“康熙碑”记述“圆明寺”故址“在梁宝村北二里许”，现代人看来，也就是位于现在的曹家庄村北一里半许。此地正处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还无人居住、南北宽三十余里、东西宽三十余里的荒凉大洼之中，前人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建设曾名扬府县、规模宏大、香火鼎盛的寺院，让今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一是因为寺庙是人们宗教活动的场所，一般坐落在人口密集、交通方便的村落周围。二是建寺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没有一定实力的望族大姓难能为之。三是查阅当地许多姓氏家族，多为明永乐后期迁徙到此，与古寺的首创毫无瓜葛可寻。带着以上疑问，我们详考了曹家庄家族迁徙史，在一个被曹家庄族人称之为“先居之地”的“洋北湖店”遗址上，给予了圆满的回答。

“洋北湖店”古村落遗址位于现曹家庄村东二里许，位距古寺方位北约300米。由于此地有方圆数十亩残砖碎瓦遗存，如烧窑留下的痕迹一样，现人们称之为“老窑”。

根据明朝永乐三年修的《续修曹氏族谱序》记载：“吾族初居张泽泊之大张村，元制五十家方为社，集为里，为大张里”“大张里址，已乃南移‘洋北湖店”，遂聚族新居曹家庄”“洪武初，捐修圆明寺，钟鸣香绕”。综合之意为曹氏一族于金大定年间迁来张泽泊（梁山泊治东南部）之南沿的“大张村”（现梁宝寺镇石林村附近），经金元两朝百余年的繁衍发展、家族扩大，被誉为“中都望族”，具备了结社为里的条件，“大张村”升格为“大张里”。至元朝末期，家族又南迁至“洋北湖店”，并在这里于洪武初年捐资修建了”圆明寺”。由于“洋北湖店”与“圆明寺”相邻，可以听到寺院内佛钟沉鸣的声音，看到香烟缭绕的景象，曹氏六十九世祖英豪公在“洋北湖店”曾写下了一《秋暮》诗，描述自己的家乡，其中“牛归返照平原外，僧话西风古寺前”之句，真实的反映出“洋北湖店”当时的地理风貌：站在“洋北湖店”高点向西南遥望，正在返归村里的牛群，在夕阳余辉的照射下，于地平线上呈现出一幅美丽幻景，“圆明寺”的僧人们站在寺外的暮霭中，感受着西风的丝丝凉意，谈论着对季节时令转换的感慨。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在明朝的初中期，“圆明寺”古址并非是独突于荒凉大洼中的孤寺，而是古村相绕、阡陌纵横、信众聚集、“邑人皆闻”的弘法道场。据考证，在“圆明寺”故址以北两平方里的范围内，除“洋北湖店”遗址外，还有“小窗户”“王岗”“马场”等古村落遗迹。

古村建古寺，古寺映古村。通过《曹氏族谱》所载，透视出曹氏这一最早迁居此地的古老家族，与“圆明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园明寺的初创、迁建、历次修葺都有曹氏族人作出的不可磨灭贡献。初创捐资人记入族谱之中，明隆庆四年三月（1570年）所铸“梁宝寺”大钟内有曹氏七十一世汉臣、汉相、汉周的名字，“康熙碑”背面镌刻的捐款人的姓名曹氏占1/2，“嘉庆碑”又记载曹怀清一次捐出三千元，约合现人民币百万元，可见功劳卓著。

四、南迁的年代

“康熙碑”没有指出“圆明寺”南迁的年代,只说明因水而迁,但我们却在查阅明明万历年《兖州府志》中，找出了“梁宝寺，弘治三年建”的记载。可以断定，该志所指的“建“是南迁的始建，况且该志记载的寺名为“梁宝寺”。我们认为，该志成书时间距弘治三年已百余年，“圆明寺”南迁梁宝村后，“梁宝寺”的俗称已被官方所接受。

既然《兖州府志》载明“圆明寺”重建时间为弘治三年，那么我们就必须在弘治三年之前查阅当地遭受洪水的情况。为此我们详查了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军事委员会编撰的----黄河年表，大致情况是：自南宋中期黄河改道徐淮入海，经过金元百余年的淤积，至元末因河床拾高而屡次北犯，明初“洪水三年五至”，在弘治初年达到顶峰，平均每年决口达三次，且每次水患严重。而现梁宝寺以北地区，东濒大运河，东南临南旺湖，明朝统治者采取“先保运而后治河”政策，圈南旺湖筑“大围堰”，辟“水樻”蓄水以保漕运，造成这一地区每遇洪水，排泄不畅，以致村舍长期被水围困。特别是弘治二年五月的一次黄河决口，《明孝宗实录》有这样的描述：“黄河断徙而北，与沁水合流，肆意奔放．河南兰阳考城、山东曹县郓城俱被淹没。”试想，郓城都被淹没了，何况历史上常受“西水”之苦的梁宝寺以北地区呢？

综上所述，“圆明寺”在弘治二年五月遭受淹没的可能性极大，需要指出的是，不但“圆明寺”因此次洪水而迁，大批的周围的古村落也同时南迁，据查，曹氏家族也是由这次洪水舍“洋北湖店”故居，而迁到现址曹家庄的。

五、“补葺”的年考

“康熙碑”所言的“此间，XXX、XXX、XXX、侯廷仁等起而补葺之”一语，给我们道出了“园明寺”南迁重建后不久，在侯廷仁等人的主持下，曾经实施了一次“补葺”工程。

“此间”，即表示自弘治三年至康熙四年之间这段时间。“补葺”，为修补、修缮之意，也就是把残破的东西加上材料修理完整，把缺少的东西充实起来或添上。可惜由于这次“补葺之碑”未被发现，使我们无法查出工程的准确年代，但“康熙碑”所提出的”侯廷仁”之名，为我们找到了推算大致年代大门的钥匙。

“康熙碑”共记载了四位主修人姓名，前三位因字迹脱落无法辨认，只有侯廷仁一人姓名清晰在目。查阅梁宝寺镇侯庄村《侯氏族谱》，侯廷仁是该家族八世祖。

侯氏一族原居汶上孝义乡东侯庄村（现梁山县馆驿镇东侯庄村），立村始祖侯德山，为元朝初期开疆将领（骑尉之职），曾代理汶上知县四年，政声颜佳。传至四世昱公，年仅十六岁因“为母守庐三年”，而在明洪武十八年被礼部恩赐建“至孝牌坊”（以上二公事迹均载于《汶上县志》），又至六世献公迁至当地立村，再传二代（即八世）即是侯廷仁公。

计算世系年更一般按30年一世，因《汶上具志》明确记载了昱公生于洪武二年（1370年），那么，四世传至八世，生活年代跨度应在150年以上。而洪武二年（1370年）至弘治三年（1489年）时间跨度为119年，两者相差31年。为此，我们可以推算出侯廷仁主持“补葺”梁宝寺的年代应在明朝的正德年末或嘉靖初中期，即在迁建后的30－50年之间，应是公元1520年以后的事情。

梁宝寺南迁30年后再实施“补葺工程”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因为迁建一座规模宏大的不可能一次竟全功，弘治二年的水灾也同时给民众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根本不可能再有充足的人力、财力把新迁的寺院达到原有规模。据《黄河年表》统计，正德、嘉靖两朝是明代黄河最稳定时期，人们在经历了30余年体养生息之后，故而才有可能实施“补葺工程”。

一座古寺的历史，不但与本地的历史变迁紧密相联，而且也反映出整个国家的兴衰历程。在侯廷仁等人领修这次补葺工程之后，“历明及清百余载”，直至康熙四年才进行了第二次“补葺”。这是因为明嘉靖朝以后，朝廷内部阉党弄权，官场腐败，政颓纲驰，造成民不聊生，社会动荡，直接导致了改朝换代的社会大变革。在进入政治清明的康熙时代后，人们才得以对梁宝寺进行第二次“修葺”，并新建千佛阁一座，随后在乾隆二十二年、嘉庆四年又进行了第三次、第四次“补葺”，这也是“盛世治典”“盛世重教”的名得到了应验。

时至今日，“梁宝寺”这座存在了七个世纪的名寺，已经痕迹全无。但是，以它冠名的梁宝寺镇，已成为嘉祥北部的文化名镇、经济强镇。这片9.7平方公里的土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7万人民正矢志不渝的发扬光大梁宝寺精神，为新农村建设和国家强盛而贡献着智慧和力量。我们相信:梁宝寺的名字将作为闪耀着金色光环的名片，永远存入中华民族的光荣史册。

关于梁宝寺的历史变迁，由于涉猎较浅，水平有限，观点肯定会有失偏颇之处，敬请各位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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