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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汉到清朝的选官制度发生了什么改变？

优质答案1：

汉代到魏晋：察举制与九品官人法

（一）儒家道德主导汉代察举

汉初，刘邦与功臣们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大臣陆贾谈起《诗》、《书》中的道理，汉高祖很反感：“我是骑在马上打天下的，用得着读什么诗书？”陆贾回答： “可以马上得天下，岂可马上治天下？……

文武并用，才是长久之计。”汉高祖接受了陆贾的建议，于公元前196年下诏： “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要郡国推举行义、耆宿之人，此为汉代 “察举”（又称 “乡举里选”，地方官员按一定名目考察，由下而上向中央举荐人才）的开始。

公元前178年发生日蚀，文帝下罪己诏： “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这种碰上荒年、水灾、瘟疫、山崩、地震等 “灾异”现象，即下诏推举地方贤能向朝廷进言、替国家做事，显然与阴阳五行的天人感应说，有密切的关系；另外有特殊需要，譬如学术特别广博，有奇才异能可出使绝域者，皆 “不定期”下诏要地方推举人才到中央来，这样的察举称为 “诏举”（又称特举、特科、制科）。

能当官的人，光看品目就知，需要有特殊才能、公正无私；敢于直言、能够献策者。无才无德、私心自用、人云亦云、墙头草两边倒的人，若来当官，国家危矣。这种人本身就是 “灾异”，岂可延揽入朝廷，误尽天下苍生。

察举制度到汉武帝时乃告完备。公元前140年，董仲舒献对策，建议 “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公元前134年，武帝下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要郡、国等单位推荐孝子、廉吏各一位。初期，因承袭秦朝连坐法，举人不当必须受罚；加上孝廉重品行，应选的人很少，郡国执行很不得力，往往推不出一个人来。武帝火大了，在公元前128年下诏，令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处地方不举荐的罪责；更严格规定： “不举荐，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当免。”从此郡国每年“定期”推荐当地孝子、廉吏各一人，此称为 “常举”（又称岁举、常科）。后来又规定 “州举茂才”（西汉称 秀才，东汉时 避光武帝刘秀 讳，改为 茂才），州为郡的上级监督单位，故茂才人数较孝廉少，地位较高，一般推举后任命为县令。

董仲舒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让汉朝“以孝治天下”，儒家道德成了当官的标准。不论“诏举”或 “常举”， 任官之前都 必须经过 “策试”，内容为 “诸生试 家法（某 一经学大 师的经说），文吏课笺奏（治国安邦大计或时事对答）”，将儒家学术（经学）融入任官取仕办法中。这使得有资格被举荐者，往往要有学术背景，主要则为太学生。因此，当时虽非封建社会，爵位不世袭，而书本却可世袭（纸与印刷术未发明，用竹帛抄写书籍，费用昂贵，非一般家庭所能负担）。能掌握经学知识者，才能取得官宦入场券，故时人说： “黄金满箧，不如遗子一经。”有家学师承传统的门第，因 “累世经学”即容易形成 “累世公卿”。加上，察举权在郡太守手上，经他察举的便是他的 “门生故吏”，将来在政治上得意，至少要对他原来的举主报恩。就这样，察举来、察举去，每郡的名额总落在几个家庭里，这便成了后来所谓的 “世族门第”（袁绍家族四世三公，门生故吏满天下为其代表）。

魏晋世族社会的形成，即渊源于汉代的察举。汉代任官取仕除了 “察举”之外，另有 “征辟”一途：由皇帝聘请才高德重人士，直接授与官职者称为 “征召”；由中央或地方官员，自行挑选僚属者称为 “辟召”或 “辟举”。另外，汉代虽表面大张儒家旗帜，其实乃 “王、霸杂之”，对于法家的 “律令之学”亦相当重视。官吏除了明经外，也要通晓律令。这使得官员因禀性不同，形成了重视经学，以礼乐教化管理人民的 “循吏”；以及重视律令，贯彻君主旨意统治人民的 “酷吏”等二类官员。

（二）九品重门第，官位分清浊

东汉后期，察举制浮现许多弊端。最主要者，乃察举以道德为科目，使许多读书人不惜 “伪饰以邀誉，钓奇以惊俗”，弄虚作假、沽名钓誉的事情屡见不鲜。加上前文所言，仕途几乎被富豪权贵之家垄断，其子弟道德才能又未必有过人之处，于是东汉桓帝时歌谣讽刺说：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代表民间普遍认为，察举名不符实的流弊极深矣。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欲招揽安邦定国的干才，干脆推翻道德藩篱，以 “唯才是举”为标准。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颁布第四道〈求贤令〉：

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阵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当时讲仁讲孝的儒家，已被视为僵化虚伪的形式；这使顺应自然，不虚伪矫饰的道家，有了崛起的契机，此亦魏晋玄学发展的因地。曹操求贤令昭告天下，道德高尚才能当官的观念，已经荡然无存。顾炎武在《日知录‧两汉风俗篇》里说： “风俗之厚薄系乎一二人心之所向，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不足，孟德（曹操）毁方败常之俗，一人毁之而有余。”魏晋南北朝世族奢靡成风，士人侈言清谈，败坏朝政不以国家为念，与儒家道德的崩解，亦颇有关联。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人民流离失所、死亡略尽，王粲〈七哀诗〉吟道： “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把当时凄凉悲惨的景象，描绘得淋漓尽致。这时乡里间连一个熟悉的人也遇不着，怎能考核乡人的操行和才能呢？汉代以来的“乡举里选”制度，自然无从推行。

公元220年，曹操死，曹丕代汉称帝以后，吏部尚书陈群制定 “九品官人法”，此制成了魏晋南北朝主要的任官取仕制度。

九品官人法的基本内容是：由朝廷府选择 “贤有鉴识”的高级官吏（基本上由二品担任，偶尔也以三品充任，因为只有中正的品第高，才有资格去品评他人），出任其原籍州郡(因熟悉当地士人状况，便于标定品级)的 “中正官”。州设大中正，郡设小中正。他们向朝廷提供本籍人士的三项数据：

一是家世，称作 “簿阀”或 “簿世”。家世的高低与品第的高低必须相符，一贯望族的品第必高，寒门庶族的品第则低。若祖父不是官吏，则很难入品选，也就是没有当官的机会。因为重门第家世， “谱谍”就成了专门学问。

二是状，也就是士人道德才能的总评语。

三是品，即参考家世及状所评定的品第，共分为九等。这里的品并非官品，而是乡品，乃基层评定的意见。取得乡品才有入仕的资格，吏部则依此品第高低，作为分派官吏的标准。

九品官人法设制之初，并非一无是处。它解决了汉末朝廷用人毫无标准的弊病，尤其武人不依制度在行伍里滥用人员，趁此可以把当时不称职者澄清除去。然而，这措施毕竟仅止于救一时之弊， 推行不久之后 ，很快就弊 端丛生了。东晋末年，刘毅即举出九品官人法有“三难八损”。

三难是：人物难知，爱憎难防，情伪难明。八损第一即门阀之弊，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另外则包括州都（大中正）一人难了一州之事、才德优劣颠倒、中正无法制约、品评标准失衡、饰非浮夸之风、品状不符才能、中正循私舞弊等等 。 刘毅由此结论说 ：“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可说根本否定了九品官人法。

钱穆论及九品官人法的毛病时，亦提出两点说法：一、人人想获大中正品题提拔，便纷纷集中到中央。结果地方无才，行政效率减低，风俗文化也不易上进。二、官员升迁罢黜，依 “三年一清”的乡品考核，这权力操在 中 正 手 上 ， 而 非 本 官 的 上司。这么一来，做官的相竞奔走袭取社会声望，不管本身职务与实际工作，而其上司却也奈他莫何。这是把考课、铨叙与选举全混淆了。

到了南朝，以上的弊端更加严重。高门子弟往往年纪轻轻，即拥有官宦优先权，等于变相世袭。梁朝谚语讽刺说： “上车不 落为著作 ，体中何 如则秘书。”意谓坐上车子不会掉下来，就可以当著作郎；书札里能写几句身体如何的问候语，就可以当秘书郎。这些都是职务优闲、俸禄丰厚的 “清官”。至于寒门，则30岁才能出仕，且担任品秩低下、事务繁剧的 “浊官”。清官、浊官之间在婚姻、交友上几乎不相往来，更显示世族与寒门在政治、社会上的分化与对立。

梁武帝时，大将侯景曾求婚于王、谢二家遭拒，武帝说： “王谢门高非偶，可于朱张以下访之。”侯景回答： “会将吴儿女以配奴！” “侯景之乱”进入建康后，王、谢二家遭到残忍屠杀，几乎灭绝。据《颜氏家训》记载，当时 “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 ，傅 粉施 朱 ；出 则车舆 ， 入 则 扶 持 。 肤脆骨柔，不堪步行；体羸气弱 ，不耐寒暑 。 “

因此，乱事 一发生，便死了不少人。可见世族长期奢靡的生活，已让他们颓废如是。侯景之乱，南方侨姓几乎全部覆灭 ， 江 东 吴 姓 亦 趋 于 式微；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乃由北方关陇集团崛起的隋唐政权主导之。

隋唐到明清：科举制度

南朝为魏晋世族衰落的关键，皇帝多由寒门将领出身，亦重用寒人充当机要。中央以 “中书舍人”参决机密，掌管章奏诏命；地方以 “典签”专权，监督诸王以小制大。寒门地主登上政治舞台，九品中正制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隋文帝杨坚统一南北后，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加强中央集权 ， 于 开 皇 十 八 年 （ 589年）下诏： “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有德）、清平干济（有才）二科举人。”从此，便以分科举人取代了魏晋以来的九品官人法。

从用意上看，隋唐 “科举”与汉代 “察举”并无二致。所不同者，科举以考试为录取标准；孝廉则以德行为重，策试只是征询意见，察举中的节目罢了。以此，科举的意涵，成了 “考试”的代名词，把读书、应考和任官，密切联系在一起。

另外，察举必须由州郡地方长官推荐，导致门生故吏彼此攀缘成世家门第；科举则由读书人 “投牒自荐”，意即书面提出申请，经考试合格后，再由州县送尚书省参加考试。这些考生因随着各州县进贡物品一起解送，故称之为“乡贡”，与学校的 “生徒”，为科举考生的主要来源。

唐代穷人子弟应考，多借住佛寺道院读书。譬如王播即借读于佛寺，日后官拜宰相之一人； “饭后钟”的故事，至今仍传为佳话。科举大开平民进仕之门，较诸汉代察举，更具公平客观的基础。

（一）奠定期：唐代礼部、吏部考用分离

唐代科举大体承袭隋朝而来，初期常设科目有十二种。然而，明字、明法、明算等科不受重视；一史、三史、开元礼、童子科等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要求颇高，太宗贞观年间规定，应举秀才考试不第者，所在州长官要受处分，此科由是废绝。之后，明经、进士两科，就成了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了。

“明经科”顾名思义，在于阐明经书的道理。唐太宗时，孔颖达负责修撰《五经正义》，高宗永徽以后颁布为国学，科举取仕皆以正义 为 标 准 。 唐 代 把 《 礼记》、《春秋左传》作为大经 ， 把 《 诗 经 》 、 《 周礼》、《仪礼》作为中经，把《易经》、《尚书》、《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作为小经。此外，《孝经》、《论语》则要求参加科举的人都要掌握。明经考试，首在于 “帖经”及 “墨义”，也就是针对经文及注 疏的 “填空” 与 “问答”； 其次为 “口义”，意即口试十条经义，通六条以上即可入选；最后考三题 “时务策”，粗通文理者予以及第。

由于明经考试只要熟背经传和它的注释就可以应付，统治者往往认为此途出身多无真材实学。唐文宗就曾指出： “只念经疏，何异鹦鹉能言？”皇帝把明经科比喻成学人说话的鹦鹉，考上此科的读书人，自然亦不觉得有多光彩。

“进士科”除了考帖经及时务策外，还要写文、诗、赋各一篇。文、诗、赋讲究的是文学素养及才思敏捷，考生必须别出心裁才能入选；加上进士科录取人数比明经科少，一年仅约有30个名额（明经则为120人左右），人情贵难而贱易，这使进士科成了一枝独秀的入仕途径。当时流传 “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50岁考上进士还算年轻，就知进士及第的难度了。

《唐摭言》说： “进士科始于隋炀帝大业年间，盛行于唐贞观、永徽之际，缙绅之士虽然位极人臣，不由进士当官者，毕竟算不得美事一桩。”中书薛元超就曾跟 他亲信说： “个人不才，富贵也过了头。但平生有三恨：第一不以进士擢第，第二没能娶王家女，第三不得修国史。”可见官员们对进士科是如何倾倒了。

一般而言，世族子弟因有经学传家的优势，中唐以后多经由明经科入仕。这些山东旧族家风严谨，因出身及风气雷同，渐渐在朝中形成一派，亦即李德裕所主导的 “李党”。寒门子弟则力争上游，不甘落后而往难处里钻，应考进士者为数甚多。想写文采华丽的诗赋，除了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外，还得有细致的情感，丰富的生活体验；更不免有风花雪月的风流逸事，晚唐因此流行 “进士轻薄”之讥讽。杜牧〈遣怀〉诗云：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种放浪形骸的文人形象，自然与重视礼法的世族格格不入。于是进士们自成一格，以牛僧孺为首组成 “牛党”，在朝中与李党抗衡，此即 “牛李党争”的背景。

唐代在科举考试上，分两阶段完成任官程序。前面所言明经、进士的科考内容，由 “礼部”主持，只是 “资格考”。进士及第后，还要参加 “吏部”的“释褐试”亦称 “选试”：考上才能当官，脱掉粗布衣（褐），穿上官服之谓。吏部考试内容为 “身、言、书、判”，亦即体貌是否端正、口齿是否清晰、书写是否工整、文理是否通达，通过之后才能任职。

韩愈曾三次进士及第，却三试于吏部不及格，十年之间仍是布衣，说明唐代 “考用分离”，与宋元明清进士及第立即派职有所不同。唐朝科举试卷并不密封，主考官评阅试卷时，还会参考举子们平日作品和声望来决定取舍。读书人（仅于进士科）拿着自己作品，奔走于达官贵人之间，一时蔚为风尚。这种行为总称为 “投卷”：向礼部投献者 ，称作 “公卷”或 “省卷”；而向权贵投献者，则称之为 “行卷”。

著名的例子是，白居易曾向京师官员顾况投卷，顾况拿起诗文粗看封面作者姓名──白居易三字，再看看眼前这位后生少年，很不客气地拿他名字调侃道： “长安米价很贵，要在这里居，可不太容易啊！”但随手翻开诗文读到：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句时，不禁大为赞赏： “能写这样的好诗，不论到天下那个地方，要居住都很容易啊！”透过顾况的吹捧宣传，白居易不久即声名大噪，对日后考试自然有所帮助。

另外，田园诗人王维，不仅写得一手好诗，更深谙音律、妙能琵琶，为当时岐王所眷重。透过岐王向主考官引荐，王维在宴席上弹奏琵琶一曲，声调哀切，满座动容，立即引来注目。岐王趁机说： “此生非止音律，至于词学，无出其右。”王维乃取出准备好的诗词十篇，送给主考官过目，就这样一举而登第了。考试前可以到处奔走经营，攀援关系以获致声名，自然影响了考试的公平性，更降低了士人格调，因而引起许多批评。但终唐之世并未形成一种规范加以扼止。科举要客观公平，成为完备成熟的制度，就有待宋朝来完成了。

（二）成熟期：宋朝弥封、誊录公平防弊

唐代科举除了 “投卷”的流弊外，尚有 “通榜”的不公。 “通榜”指不凭单日考试优劣，而按社会及朝廷先辈舆论，来拔取知名人士。此与投卷作用相同，往往 “其去取高下，固已定于胸矣”，考试的公平性则不复存在。宋太祖建隆三年（962年）为除此弊病，下诏禁止考生与主考官结成座主、恩师、门生之类的关系，以杜绝私门请托的风尚。唐代 “投卷”与 “通榜”的流弊，乃得以逐渐解除。

宋朝科举制度的核心，可以说着重于社会的 “公平性”。宋太祖除了 “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外，亦怕高门势族尾大不掉，于是从科举上作了许多限制。太祖开宝六年（983年）发生科场取仕不公，落第举人击鼓抗议事件；宋太祖乃亲自举行 “殿试”复试，从此士人去取皆由皇帝亲自 决定。

太祖开 宝八年（975年）殿试时对近臣说： “向者登科名级，多为势家所取，致塞孤寒之路。今朕亲临试，以可否进退，尽革前弊矣。”可见殿试亦有限制豪强的作用。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年）殿试，许多高官子弟应进士科礼部入举，太宗听了说： “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也。”乃将全数罢斥。官员子弟科举受限，多荫任位低俸薄的小官，因此世家大族难以形成，而有 “富不过三代”的说法。加以宋代印刷术普及，书籍成本降低，受教育参加科举的平民日益增多，造成普遍的社会流动现象。此使宋朝不论在社会上，或法律上，都属于一个较平等的时代。

殿试制度确立后，宋朝科举就形成州县 “解试”、礼部 “省试”、皇帝 “殿试”等三个阶段的考试。宋英宗治平二 年(1065年)正式宣布 “三年一试”，此直到清末废除科举八百年间，略无更动。进士科在宋朝，亦渐成 “唯一”被重视的 科目。太宗时，录取进士分为三等，称为 “三甲”；真宗时，分进士为五等，前二等曰 “及第”、三等曰 “出身”、四等五等曰“同出身”，此分级录取亦始于宋朝。太宗初期录取名额为200多人，真宗时已增至409人，徽宗每次更多达680人，比唐代平均每年30人高出许多，此亦宋朝 “冗官”充斥的由来。

在防弊手段上，宋朝与唐代最大的差别，大概在于 “弥封”与 “誊录”等两道手续了。 “弥封”即“糊名”，就是把试卷上考生的姓名、年龄、三代、籍贯等密封，代之以字号，使考官无法辨识谁的卷子； “誊录”即由书吏重新抄写试卷，避免透过字迹或记号，让考生与考官有互通讯息的地方。

有这么一个故事：欧阳修任主考官时十分赞赏某篇文章，原本欲拔擢为第一，但又怕是自己门生曾巩所作，为了避嫌，改列为第二。结果试卷拆封后才发现，该文乃苏轼所为，取为第一的反倒是曾巩，正是阴错阳差，弄巧成拙。可见 “弥封、誊录”做得彻底，确有防弊之效，但怪欧阳修心思忒多虑了。

鉴于科举 “一试定终身”，无法长期观察个人品格、才学及能力，并非培养士人的完善方法；王安石变法乃设 “太学三舍法”，企图以教育取代科举。太学三舍法因党争而时有废立，宋徽宗曾下诏取消乡试和省试，但不久又恢复科举制度。从此，科举与太学三舍法并存，为宋代任官取仕的主 要途径。

另外，宋朝在考试内容上，认为唐代以诗赋取士，无法测出真材 实干；改 以“经义”与 “策论”取仕，此对宋朝学风亦有重大影响。钱穆认为考经义反而不如考诗赋，王安石即曾如此感叹： “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转变秀才为学究。”读书人变得食古不化，绝非测试经义的本意，而是人心的惰性使然。明清以八股文取仕，更因形式固定，导致答题内容僵化，被钱穆说： “这是明代考试制度里最坏的一件事。”同样是读书人不求甚解，只会背范本应付考试的惰性使然。

（三）僵化期：明清八股取仕，仕绅特权阶级

朱元璋发现元朝不重视科举，设官不任贤，造成国家衰落，且使有才华的文士，成为反元领袖；因而意识到必须陇笼络士人，才能巩固统治的基础。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于各省举行乡试，来年，在南京举行会试，录取进士120名，此为明朝的首次科举。洪武十五年，确立科举为永久制度，并颁布具体的考试规则。此制度至清朝废除科举，几乎没有重大变革。

明清科举应试者日众，地方上不得不先限制乡试的名额，于是乡试之前便要先考较一番，此谓之 “童试”，考取者称为 “秀才”。 “童试”只准府州县生员应考，与唐宋士人可以 “投牒自荐”不同，这就形成考试与教育并行的现象。《明史．选举制》说：“科举必由学校，而学校起家者，可不由科举。学校有二：曰国学，曰府、州、县学。府、州、县学诸生入国学者，乃可得官；不入者，不能得也。”优秀的国子监生，亦可直接出仕为官。秀才可以参加各省举办的 “乡试”，因在秋季八 月举行，故亦 称 “秋闱”，及格者称为 “举人”。举人已经具有当官的资格，清代知县约有三成半举人出身，进士出身者只占两成多一点。举人可以参加来年春季二月礼部举行的“会试”，亦称为 “春闱”，中式者称为 “贡士”。贡士可参加同年天子亲策的 “殿试”，及格者分榜录取为 “进士”。此为明清科举的概况。

明清科举最为人诟病之处，莫过于以八股文取仕了。元朝首以朱熹《四书集注》及理学家对《诗》、《书》、《易经》的注解，作为科举的标准答案。朱元璋攻下理学中心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县）之后，特聘请当地十余名儒士讲经谈史，从而坚信程朱理学是治理天下的思想武器。

此后数百年，科举内容以四书五经命题，且必须以朱熹的注解为依据，深深影响了中国学术的发展。答题时考生必须依八股文格式，将有关经文题目的意义表达出来。 “股”即对偶之意，因一篇文章有四段，每段以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陈述，故称 “八股文”。平心而论，作文若能循此原则，又可言之有物，未尝不是好文字。但是八股文行之久远，总在经书中钻牛角尖，学者仅注意文字的堆砌，缺乏思想上的创新，自然就局促于琐枝末节，忽视了义理的阐扬。

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 “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这是评论八股弊端最常引用的说法。

有学问见识者，不一定写一手好八股。史家唐德刚论述 “腹有诗书、下笔成篇”的神童康有为，认为他童试考了三次，才获得秀才头衔；考举人又曾六次败北，就在于 “康氏有学问而无文采”，因此见扼于地方性科场。不过，明清要中进士、点翰林，就得有些真才实学、真知灼见。所以不通的举人（像《儒林外史》里的范进），随处皆有；但狗屁的进士、翰林则不多见。

虽说如此，明末清初普遍流传着 “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之讥。意即科场能否高中，首先讲命格，其次运气，第三风水，第四祖先是否积德，读书反而摆在第五位。八股文写好写坏，与读书优劣甚无关联，其斲丧人材之害，从民间俚语亦可见出端倪。清末变法维新，八股文即在废除之列；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正式废除八股文，光绪三十二年停止乡试、会试，推行千余年的科举制度乃告结束。

明清时期，获取科举功名者，即享有社会经济特权，因而形成 “仕绅阶级”。即使通过童试的秀才，地位亦高人一等，见了知县可以不必下跪，官府也不能随便对他们动刑。仕绅犯罪必须请旨才可逮捕审讯，判决必须经皇帝复审，判刑可以罚俸、收赎、降级等抵刑。这是司法上的特权。现任及退休官员，皆免除其赋役，此为经济上的特权。在社会上，仕绅更享有崇高的地位，在宴席、礼仪各种场合，讲究爵等排序；庶民见到仕绅，必须以官礼谒见。大明律法不准庶民蓄养奴婢，乡绅则无此禁令，此为社会上的特权。

皇权对仕绅的种种优待，在于期待他们负起乡里社会的教化责任；他们既是官方、民间的桥梁，又是朝廷、乡里期待造福百姓、教化乡里的特殊阶层。但是不肖的仕绅，往往利用特殊的地位和权力，罔顾民众福祉及朝廷期望，谋取个人或一家之私利，成了鱼肉乡民的土豪劣绅。明末的 “民变”、 “抗租”、“奴变”，便是广泛民众反抗乡绅暴虐的运动。这股协助朝廷管理地方的势力，一直延续到清末科举废除后，才渐渐式微，是明清科举制度下的社会副产品。

制度无百世而不衰，人事有营私则堕坏

在科举推行的过程中，考生身家职业背景的规定，亦随时代而有所变动。唐代，工商及其子弟均不得应科举；宋初，虽沿唐制禁止 “工商杂类”参加科举及当官，但随着经济发展，商人地位提升，不久就放宽了限制： “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明清则完全解除了工商入仕的限制，商人不但可以捐官，子弟亦可应科举。此乃经济型态发展，社会思想观念变迁，导致制度因时制宜的结果。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说： “制度是一种随时地而适应的，不能推之四海而皆准，正如其不能行之百世而无弊。”从历代任官取仕制度的流变来看，后代改革往往针对前代之弊；或者旧制度因社会变迁，已无法继续推行，必须改换一套适合的方法，乃有新制度产生。新制度设置之初，由于制定者力经图治，尚能依本意推动执行，达此制度之设定目标。久而久之，人类私心作祟，既得利益者凭一己之私，渐渐把权力、利益掌握在私人途径上，让逢迎拍马、贿赂输送者，透过关系飞黄腾达，使创立制度的原意破坏殆尽，致使贪污腐化、私相授受横行，好制度也变成坏作为了。汉代察举制从地方选才，到最后成了世家垄断，流传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讥讽，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人往高处爬，水往低处流”乃是天性， “大丈夫亦如是，有为者亦若是”的雄心壮志，人皆有之。若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不仅恭维横行，贿赂、关说、攀缘、结党、利益输送，透过私人关系，以谋取一己之利者，更比比皆是。只有维持客观公平，杜绝营私舞弊，并因时代变迁而制宜，才能使好制度的原意，行诸百世而不堕。

制度堕坏的原因，除了人事私心自用外，尚有人心的惰性。人一懒惰，就会随便，只 挑简单的做，或者敷衍了事，无关紧要的就不做，因而渐渐腐蚀制度的根本。钱穆举唐代均田制的破坏为例，指出租庸调无法推行，在于 “账籍”调查的疏忽。 “恐怕并不要到达户口太多，田亩太少，田地不够分配，而租庸调制早得崩溃了。这是一种人事的松懈。”行政效率的不确实，往往因为惰性使然，惰性又往往因循私所造成。看今日公务机关，私人关系好的升迁快、业务少，享受喝茶看报、坐领高薪的特权，那势必加重其他人负担，大大降低整体办事效率了。

拿学问来说，真要把书读通困难，背好范本考试简单，因为惰性，士人就往简单里钻。这也是为何王安石变法，科举废诗赋而试经义，竟会造成 “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转变秀才为学究”的窘状。八股文格式，原求一个客观的评分标准，却导致士人束书不观，只读坊间刻印的墨卷，成了依样画葫芦的书虫，同样是读书人懒惰的结果（制度本身亦有问题，才更导致如此发展）。私心与惰性，可以说是破坏任何好制度的元凶，也是阻碍人类进步的罪魁祸首。制度本身虽有时代性的局限，必须与世推移以顺应潮流；但许多制度实施不久即弊端丛生，甚至很快地积重难返，大概都躲不过私心与惰性，这两种人类心理弱点的摧残。

优质答案2：

汉朝建立了一整套选举人才的选官制度，其中，察举即选举，是一种由下而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是两汉选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径。

隋文帝废除九品中正制，开始采用分科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隋炀帝时，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形成；

唐朝继承和完善科举制度：贞观年间，增加考试科目，以进士、明经两科为主；武则天时，增加科举取士的人数，首创武举和殿试；开元年间，任用高官主持考试，提高科举考试地位，后成定制。

北宋的科举制比唐朝有了进一步发展：考试分为乡试、省试、殿试三级，严格科举考试程序，举人经礼部考试后须经殿试才算合格，录取权由皇帝直接掌握，殿试成为定制；考试科目逐渐减少，进士科成为最主要科目。

明朝沿袭了前代科举取士制度。为严厉控制士人的思想，科举试卷仅从儒家的四书、五经中命题，而且只准用程、朱理学的观点，不许发挥个人见解；答卷的文体，有严格的规定，分八个部分，称为“八股文”。八股取士制度

20世纪初，由于国内形势的剧变，封建科举制度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190 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

二、东晋大官都有哪些职位？

优质答案1：

太尉，一人。自上安下曰尉。掌兵事，郊祀掌亚献，大丧则告谥南郊。尧时舜为太尉官，汉因之。武帝建元二年省。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罢大司马，置太尉以代之。灵帝末，以刘虞为大司马，而太尉如故。

大司马，一人。掌武事。司，主也；马，武也。尧时弃为后稷，兼掌司马。周时司马为夏官，掌邦政。项籍以曹无咎、周殷并为大司马。汉初不置，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马。始直云司马，议者以汉有军候千人司马官，故加大。及置司空，又以县道官有狱司空，又加大。王莽居摄，以汉无小司徒，而定司马、司徒、司空之号并加大。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马，以太尉代之。魏文帝黄初二年，复置大司马，以曹仁居之，而太尉如故。

大将军，一人。凡将军皆掌征伐。周制，王立六军。晋献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将军之名，起于此也。楚怀王遣三将入关，宋义为上将。汉高帝以韩信为大将军。汉西京以大司马冠之。汉东京大将军自为官，位在三司上。魏明帝青龙三年，晋宣帝自大将军为太尉，然则大将军在三司下矣。其后又在三司上。晋景帝为大将军，而景帝叔父孚为太尉，奏改大将军在太尉下，后还复旧。

晋武帝践阼，安平王孚为太宰，郑冲为太傅，王祥为太保，义阳王望为太尉，何曾为司徒，荀顗为司空，石苞为大司马，陈骞为大将军，凡八公同时并置，唯无丞相焉。

有苍头字宜禄。至汉，丞相府每有所关白，到阁辄传呼“宜禄”，以此为常。

丞相置三长史。丞相有疾，御史大夫率百僚三旦问起居，及瘳，诏遣尚书令若光禄大夫赐养牛，上尊酒。汉景帝三公病，遣中黄门问病。魏、晋则黄门郎，尤重者或侍中也。魏武为丞相以来，置左右二长史而已。汉东京太傅府置掾、属十人，御属一人，令史十二人，不知皆何曹也。自太尉至大将军、骠骑、车骑、卫将军，皆有长史一人，将军又各置司马一人，太傅不置长史也。

太尉府置掾、属二十四人，西曹主府吏署用事，东曹主二千石长吏迁除事，户曹主民户祠祀农桑事，奏曹主奏议事，辞曹主辞讼事，法曹主邮驿科程事，尉曹主卒徒转运事，贼曹主盗贼事，决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货币盐铁事，仓曹主仓谷事，黄阁主簿省录众事。御属一人，令史二十二人。御属主为公御，令史则有阁下、记室、门下令史，其余史阙。案掾、属二十四人，自东西曹凡十二曹，然则曹各置掾、属一人，合二十四人也。

司徒置掾、属三十一人，御属一人，令史三十五人。司空置掾二十九人，御属一人，令史三十一人。司空别有道桥掾。其余张减之号，史阙不可得知也。

汉东

优质答案2：

一品

太宰 太傅 太保 太尉 司徒 司空 大司马 大将军

二品

骠骑将军 车骑将军 卫将军 持节都督（非常设官职）

三品

尚书令左仆射 吏部尚书 祠部尚书 度支尚书 左民尚书 都官尚书 五兵尚书 侍中给事黄门侍郎中书令光禄大夫大长秋太子詹事 征镇将军（非常设官职）

四品

刺史 御史中丞 都水使者 虎贲中郎将 五官中郎将 左中郎将 右中郎将 南蛮校尉 西戎校尉 南夷校尉

五品

刺史 太守 中书侍郎 谒者仆射 太子中庶子 给事黄门散骑（非常设官职）

六品

尚书丞郎 侍御史 长史 司马 都尉（非常设官职）

七品

殿中监 戎蛮府长史 戎蛮府司马 太子洗马 县令

八品

内台正史令 内台书令史 外台正令史 郡丞

三、柳公权的时代背景？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宪宗暴崩，由唐穆宗李恒即位，柳公权进京回奏政事，穆宗召见，对他说：“朕在佛寺中看到你的笔迹，想见你很久了。”就升任他为右拾遗，补翰林学士，后又升为右补阙、司封员外郎。

柳公权历事穆宗、敬宗、文宗三朝，都在宫中担任侍书之职。

开成五年（840年）文宗驾崩，由唐武宗李炎即位。武宗即位后罢去内府学士官职，任命柳公权为右散骑常侍。宰相崔珙举荐他为集贤殿学士、判集贤院院事。另一宰相李德裕素来厚待柳公权，但当柳公权被崔珙举荐时，他很不高兴，便将柳公权降为太子詹事，又改为太子宾客。经屡次升迁，任金紫光禄大夫、上柱国，封河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后来，柳公权历任左散骑常侍、国子祭酒、工部尚书等职。

大中（847年－860年）初年柳公权转任太子少师。

大中十二年（858年）正月一日宣宗在元旦举行朝会，柳公权年已八十，便在群臣之首向宣宗称颂祝贺，因含元殿较远，柳公权到时因年迈已感疲惫，在称贺之后，本要为宣宗上尊号“圣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但柳公权误称“光武和孝”，因此御史弹劾，罚了一季的俸禄，议事官恨他不退休。柳公权在三品、二品班列三十年。

唐懿宗咸通（860年－874年）初年他才以太子太保之职致仕。

咸通六年（865年）柳公权去世，时年八十八岁，获赠太子太师。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