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字狱最严重荒唐的四大案例

中国古代文字狱最严重荒唐的四大案例

1、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案

乾隆二十八年(1763)，徐述夔病故。生前曾著有《一柱楼诗集》，乾隆四十三年被仇家蔡嘉树告发。徐诗中有“明日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徐述夔已死15年，厝棺在乡间，被剖棺割首悬于东台县城示众。

2、石卓槐案

湖北黄梅县监生，在其所著《芥圃诗抄》中，有“大道目以没，谁与相维持”等句。经仇家告发，乾隆批道：“大清主宰天下，焉有大道没落之理，更焉用外人维持？”于乾隆四十五年下令将石凌迟处死。

3、程明湮案

乾隆四十六年，湖北孝感县生员程明湮在读《后汉书赵壹传》中的五言诗“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句后批道：“古今同慨”四字，被仇家告发为以古讽今，判斩立决。

4、魏塾案

山东省寿光县民魏塾读史时，对一千多年前晋代大夫江统写的《徙戎论》作了一些批注。《徙戎论》针对晋朝时原居住西北的羌、氐族人逐渐迁入中原居住的情况，建议把他们迁徙回原处，以使“戎晋不杂，各得其所”。此议未被晋政权采纳。

魏塾对此加批注，说那时“在朝诸官俱是驽才猪眼，不用江统之论，遂酿成五胡之灾”。经人告发，乾隆认为五胡、戎狄等都是影射清朝，魏塾因此被判斩立决。